中国历代领人思想总结(范本十三篇)

发表时间：2026-02-08

中国历代领人思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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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出《新唐书·贺知章传》。

唐朝诗人贺知章(659一744年)，天赋很高，少时就以文章著称乡里，不到二十岁就中进士。后来他任秘书监(朝廷管理文书档案的官)，世人又称他为“贺监”。

贺知章为人放达乐观，对功名利禄不甚看重，喜交游，常与文友畅饮，高谈阔论，醉后作诗。他的书法在当世也很有名气，人们以得到他的诗作与书法为荣。

晚年，贺知章更加放达，自号“四明狂客”。唐玄宗天宝初年，他请求辞官为道士，返归乡里，获得朝廷的批准。以他的住宅为“千秋观”，住宅周围的湖面为“放生池”，玄宗赐名为“镜湖”。这样，贺知章终于远离官场，在故乡隐居，以一个仙风道骨的道士身份终其余生。

后来，“贺监归湖”这一典故，用来指人辞官归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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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在唐代政府的组织制度的时候，将三省六部制与近代西方的民主制度相比较，发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皇帝并非是专制的。制度的合理设置使得权力的运行达到了平衡。

当我们去追随西方的民主制度的时候，却丢弃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这岂不是很惭愧呢？

第二个在说道“张居正”的时候，钱穆先生也没有从其留下的“丰功伟绩”入手，而是从制度上剖析：作为一名内阁大学士，却越过本分做起了只有皇帝才能做的事，“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总以为张居正是一位大政治家，他主张法制，实际他本身就违法了，而且违背了当时国家的根本大法啊。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是不法之至吗”因此，我想在分析历史时候决不能单单从“结果本位”制去出发，所谓不以成败论英雄。

只有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和制度背景，也许才能了解到“历史”发生的意义未必如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但是最后，钱先生在谈论到清朝时却笔锋一转，说其“只有权术而没有制度”，且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完全依靠其“部落政治”，当然最重要，是将“满清”“蒙古”与“中国”对立起来，这也是这本书时常被人诟病的一点。我想对比不能简单地以“汉粹”一言以蔽之，在当时地历史条件下，看到清朝的腐败衰落风雨飘零的一面后，难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种思潮不应受到责备。它激励了无数革命先烈弘扬过去、开拓未来，推动了民族的进步。

今天我们说“民族团结”而不断批评这个观点的时候，我想也应该加一些“温情与敬意”吧。

“留传下来的并不一定是好东西，而是实用的东西。”：

现实思考：

钱穆先生给我们留下看待历史的角度是笔宝贵的财富。没有完美的制度，亦没有完美的人事。封建主义不是黑暗的过去，但他也有强大的生命力。西方制度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更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

因此我们说，对于历史的功绩切不可一笔抹杀。放到当今社会来看，对于一个正在飞速发展中的中国，在面临许多社会以及民生问题的时候，多数人都倾向去狠批制度，痛陈弊病，可他们却常常忽视了制度能带来的好处，或者去想这个制度存在长久的意义和产生的原因。如同一个人不断地在抱怨自己的东西不好吃，却不知道实际上这个口味已经是最合适自己的了。

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层次去推究的话，物欲横流的社会让我们在不断异化中倾向去盲从，变得急躁。为什么“国学”现在这么热？因为我们需要一种信念，我们需要冷静下来好好品味自己。

而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也可以说是在这随波逐流得社会中，难得的杰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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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武王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君王，他的父亲是秦惠文王，距离商鞅变法也不过几十年的光景。秦武王姓嬴，赵氏，名荡，因此有些人就叫他“赢荡”，虽然读音和另外一个极其不雅的词语一样，但是秦武王这个人和那个词语却是有些不一样的，至于哪里不一样了，就要从他的性格特点来说起了。

秦武王有一个很好的身份，因为他是正室夫人惠文后所出的唯一的孩子，按理来说就应该是他来继承，因为那个时候由嫡长子来继承王位的意识就已经有了。一个王后的儿子，而且这位王后曾经还是楚国的公主，那么可想而知，秦武王在秦国和楚国的地位一定非常高。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曾经是楚国的公主，也是王后所出，非常受楚王后的宠爱。楚国和秦国联姻一事早就有过先例，两个国家就是以这种烟亲的方式，用来维持两国之间的和平和友好。惠文后嫁到秦国以后，也很是受宠，但是她只生下了秦武王这一个儿子。都说秦人地处最西边，住的都是些蛮夷粗野之人，楚国的文化比较有系统化，比起秦国来要规矩许多，文静许多，但是惠文后生的儿子偏偏就不是个文静的性子。相反的是，秦武王从小就活泼好动，十分好斗，自幼就生的孔武有力，武力值那是杠杠滴。

一个王子，父亲和母亲的身份地位极高，是两个国家的结合体，那么这位天子骄子，他的一生就注定不会平凡。秦惠文王死后，秦武王继位，一方面有考虑到楚国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秦武王本身所具有的当君王的实力。秦惠文王不是个糊涂的王，他不会将秦国放在一个没有能力统治秦国的人身上，赢荡的母亲是楚国的，他继位秦王，楚国就不会发难秦国。楚国在当时可是一等一的强国，秦国还不能与之匹敌。嬴荡继位后，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不过他的政治风格却和秦惠文王大为不同。

由于秦武王十分好勇，经常和人比赛，也很赏识有武力的人。乌获、任鄙两位将士，就是因为作战勇猛，而受到了秦武王的重用和宠信。一个来自齐国的叫孟贲的人，他听说了秦武王喜欢好武的人，而他从小就以力气大而闻名于乡里乡外，不免就动了要到秦国去大展身手的想法。刚好秦武王那个时候在天下广征勇士，孟贲得此机会，毅然报名到了秦国。他在各种比试中脱颖而出，秦武王经过一番测验以后，认为自己捡到宝了，就给了孟贲和乌获、任鄙一样的待遇。

在中国历史上，秦武王是少有的好战斗勇的君主，他的脾气和性格都极为锋利，就像是一把利刃，可是这把利刃用不好，也有伤到自己，或者是令利刃破损的情况。秦武王十分傲娇，别人都一样的东西，他却想让自己变得不一样。那时，各国的朝廷中都有一个很大的官职，叫做“国相”或者也可称之为“相国”，可是秦武王不干，人家都叫这个，你再叫这个心里总有些不舒服，于是他就创立了一种叫做“丞相”的官职，秦朝中有左右两大丞相，分别是甘茂和樗里疾。秦武王刚刚继位，就想着要攻打韩国，于是就想问一问大臣的意见，可是这件事他也只是一个想法，并没有立刻付诸实践的准备，他就只问了左右两位丞相的意见。樗里疾反对征讨韩国，他认为韩国距离秦国太远了，秦军长途奔波，就算到了韩国也已经精疲力尽了，又从哪里来的力气打仗呢?更何况，到时候若是赵国和魏国趁机攻打秦国，秦国不久玩完了吗?对此甘茂的意见却是刚好相反，他提出自己愿意出使魏国，让魏国不能偷袭秦国，还会帮助秦国。就这样，秦国对韩国的大战就打响了，秦国最初并没有讨到便宜，反而有失败的危机，后来甘茂坚持，秦武王也没有放弃，这场战争财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秦武王在位时期，敢于发起对各国的挑战，他不畏艰险，最后却死在自己手里，为了和人比赛举鼎，他用力过度，胫骨折断，失血过多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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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后来的花朵只能在前人之尸体上生长”所类比的现象是，当时的政治家们只能在其历史所造就的当时的社会环境上去努力改进和创新制度以使国泰民安，而不会先去思考怎样的政治是最好的政治，然后使人民适应政治。这是本末倒置了。“治”的目的是使国泰民安，而非创造最好的政治。

适应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政治才是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时期最好的政治。

结合中国历史，由于国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可能每个人都发表意见、做出决定。因此，秦始皇统一政权时，选择了**集权。在汉初建立的制度中，真正的行政权力掌握在宰相手中，皇帝只是负责同意宰相决策的代表。但是，由于这种权力分配不是成文法，也不受法律的严格限制，所以有权势的武帝掌握了总理的权力。

他夺不要紧，但他死了，用霍光辅佐小皇帝，却埋下了东汉内戚和外宦轮流执政的种子。到唐代盛世，本来兵役制度是很好的，但因为太平太久以至士兵沦为苦力，地位低下，无人愿当兵，不得不用外国兵，招致了“藩镇”的形成，导致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唐朝末年的混乱，也造成了宋朝固有的不足——国防和土地资源的缺乏，人才的缺乏，迟早要灭亡。

于是，中原被外族乘虚而入，政治更加**，从此一蹶不振。纵观历史，中国的发展演变就像多米诺骨牌，后者受前者的影响。

因此，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演进最终没有呈现出理想的政治状态，甚至各方面都落后了。我不能怪中国。诚然，中美之间的土壤是不同的，中国历代政治家在当时也受到各种限制，以至于他们之间有着理性的联系，一代不如一代。再者说，民主政治也并不是没有弊端。

先生有句话 —— “有些制度的原始用意是好的，但日子久了，那制度就变坏了。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不必如是。否则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

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是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 读来很感动，我们不必争论于怎样的政体是最好的，因为不论什么政体日子久了，都会出现问题。我们要做的，是基于历史和现实，不断监视和改进制度，用最好的人事来执行制度，使人民有尊严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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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出《史记·魏公子列传》：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

魏公子就是战国四君子的信陵君公子无忌。战国后期，秦国为统一天下，不断向东用兵。长平之战坑杀40万赵军之后，围困了赵国都城邯郸，信陵君窃符救赵，击退秦军，留赵十年。秦军知道信陵君长期住在赵国，多次进攻魏国，魏王非常担忧。多次与信陵君沟通之后，冰释前嫌，信陵君回到魏国，率领五国联军击败秦军，将秦军赶回函谷关以西，秦军不敢东向。后来秦王多次使用反间计，离间魏王和信陵君，并假装不了解情况，祝贺信陵君问他是否已经当上了魏王。魏王天天都能听到诽谤信陵君的谗言，不得不信，就派人代替了信陵君上将军的职位。信陵君自己知道被谗言所害而遭弃用，索性就托言自己有病，不再上朝参与国事。通宵达旦与宾客饮酒，喝着醇香的'美酒，左拥右抱着美女，没日没夜寻欢作乐的日子过了四年，终因饮酒过多而致病死（可能是酒精中毒吧）。

饮醇近妇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形容有才干抱负的人意志消沉，沉迷酒色。另外也提示人们，言行高尚的君子，要想展现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是需要手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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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从古到今概论了汉、唐、宋、明、清五个主要朝代在**组织、人才选拔（考试与选举制度）、经济（赋税）制度和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的得与失，初读振聋发聩，再读掩卷而思。

首先来谈谈研究的视角。钱学森强调，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得得失，要有历史的研光。他认为，秦以后的政治或社会不可能被中国共产党的黑暗所消灭。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历史事实，客观分析当时社会条件下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实际效果，才能得出更加公正的结论。

他认为国人对中国古代**黑暗的断语，一是由于不了解，二是由于以现代的“时代意见”去评判千年前的历史。这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客观的。对此，钱先生特别提出了要重视在历史上各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即“历史意见”。

他认为这才是“评判该项制度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这种“历史意见”就是当时的“时代意见”。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值得借鉴的。

其次谈谈研究的主导思想。钱先生是通过人事来研究制度的。他认为制度变迁围绕着人，人事制度建立、发展和变迁的源泉。

“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我不确知钱先生所谓人事的明确定义，纵观此书似乎指具体的政治行为和**运作。钱先生认为制度要切合而不能违背人事，强调了制度的现实性、地域性、文化性和制度变迁的必然性，这固然是对的。

但他似乎对制度的规范性和稳定性、制度对人员的局限性和重大影响不太重视，认为人事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制度是第二位的、决定性的。我不太同意。否则，我怎么解决人事问题呢？事实上，许多人事问题可以通过先建立制度，再在制度规范的基础上解决。

说到底制度并没有那么玄乎，细化到执行层面就是一种程序。我们可以通过严格执行程序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来改变他们的思想，然后改变群体的身份和文化。联邦主义者不是利用常识、经验和逻辑思维来制定美国宪法吗？

这可能不完全适合当时的人员，但它已经成为美国的基础，已经有效了200多年。正如罗伯特.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所论证的那样，制度是有效的，只是效用较为缓慢，可能要以10年为单位。

最后来谈谈内容。先说说皇权与相权之争。钱先生认为总体来说，自汉以下皇权逐渐侵夺相权，即皇权越来越大，相权越来越少，而中国历代政治治理也因此而每况愈下。

我认为皇权与相对权力的关系是皇权与官僚（士）阶级的关系。中国自秦朝由封建到郡县后。正如钱先生所说，这次换届后，除了王室之外，其他官职都不能继承。

老百姓也可以通过后天争取官职和社会地位。客观地说，他们已经取得了进步。但秦之所以消灭封建的主观目的并非为了社会进步，而是为了防止类似于周的因封建而覆亡的悲剧再次发生，是为了要天下一家，万世一系。所以我不认同钱先生认为的汉代皇家之事也属**管理，宰相才是**首脑的说法，也不认同他将皇权与相权平等对待的认识。

汉是承秦制的。刘邦辛辛苦苦打下天下，又给了以宰相为代表的读书人，难道是活雷锋不成？从刘邦与萧何在历史上的关系以及他后来对功臣的态度来看，可以看出皇帝仍然是老子，其他人只为他服务。

也即皇权是第一位的，相权是第二位的，中国历代可谓从来如此。所以皇权对相权的侵揽是必然要发生的。中国从来就不存在皇权虚设的情况。

当然皇帝要统治偌大一个国家，没有一批人帮忙是不行的，于是人员的选拔、赋税的征收、国防和兵役等各项举措随之而来。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研究中首先必须认识到的重要义义。至于在和皇权的博弈中相权能获取多少自主权，全在于其实的情况。

客观上来说，皇权和相权如果能取得一定的平衡，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是有好处的，也是能促进国家发展的。再说说**和地方的关系。在汉代，只有两个层次：县级和县级。有一百多个县，一千多个县。

汉代时郡长官级别是二千石，这和****的九卿是同等级别，因此社会地位较高。汉代地方、****交流也较为频繁，这就使官僚体系内部的通路较为顺畅，升迁激励能起到较好的作用，于是吏治较好。这好比现代组织治理所讲的扁平结构。

而汉以后，一是**层级增多，从宋开始地方**分为**。二是**逐渐集权。**为便于统治考虑，在地方**之上安排了督查使（唐）、都督、巡抚（清）等职位，这些人受**委派、完全对**负责，地方**居于旗下，权重和名望都相对下降。

而且因为层级增加，地方**他们很难进入政治上升的通道。特别是地方上处于金字塔底端的胥吏，根本没有成为“官”的可能。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荣誉感，唯一能感动他们的是物质。

因此，在基层没有监督的古代，寻租腐败和潜规则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钱先生认为**集权、地方衰落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历史趋势，也是一大弊病。这是值得当今为政者思考的。

读了这本书，我有一个相当意外的发现，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制度的崩溃，并不是由于制度本身的不成熟，而是由于执行不力。也就是说，没有人监督这一制度的实施。既如钱先生所言“并不是当时人不要此制度，实由于人事之逐步颓废，而终于制于不可收拾”。比如书中在论述唐朝的租、庸、调制度和府兵制度的崩溃，都是由于时人的慵懒马虎、日积月累所致。

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令人为之叹息。承认汪中求在《细节决定成败》中所言，中国并不缺乏滔滔雄辩的战略家，而缺乏脚踏实地的执行者。但是何以会缺乏执行者呢？

执行者不履行职责又何以没有惩罚措施呢？从根本上讲，这涉及到权力和制衡问题。中国古代的权力是靠暴力获取的，以皇帝为代表的暴力集团在获取了权力后，再通过意识形态神化统治者和为百姓提供安全等基本需求以取得合法性。

但是皇权及其衍生出来的相权从来都是少有约束和限制的。因此在历史上便必然出现权力失衡和缺乏监督的情况，因此而衍生出的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也就是必然的了。

概言之，中国历代政治根本问题乃是权力的**和制衡问题。权力如果不是来自于每一个人民、来自于社会各阶层的博弈妥协、权力如果没有制衡，则政权的崩溃是必然的。中国古代政治得也好、失也好都没有跳出绝对权力这个大框架、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制衡权力的办法，因此也就无法跳出治乱循环的历史症结。

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古人，但是作为今人，在掩卷而叹的同时我们还应以史为鉴，努力推动中国的民主、共和之政治进程，莫使后人复哀后人。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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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十里方圆，中兴夏朝—————少康中兴

大禹因治水有功，深孚众望，遂继舜而当了中原诸部落之共主，初都阳城（今河南禹县），后都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据说禹大会「诸侯」（指诸部落酋长）于涂山（今安徽蚌埠西，另有绍兴等说），执玉帛而来与会的有“万国”之多。又传禹在世时也仿效尧、舜，荐举益为继承人，但他的儿子启却自行继位，并镇压了反对他掌权的势力。从此，夏乃由一个部落之称而成了国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约公元前就此建立，都于安邑。

自启继禹位，父子、兄弟相传的王位继承制终于固定下来。夏朝建立标志中国“家天下”的首创，也是中国历代兴治盛衰乱亡的一系列链条之第一环。它具有立国创制的作用，即首建王朝、首行世袭，同时也开了历代篡夺政权的先例。古书把夏启继承父位，当作由“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进入“天下为家”的“小康”之世的开端。

夏朝虽然建立，但其初政权并不巩固。据说启耽于饮酒作乐，在位十年而卒，传位给其子太康。太康自小跟着父亲启享乐，即位后生活比启还荒淫，只顾饮酒游猎，不理政事。

有一次，他带着家属、亲信去洛水北岸游猎。一去部落首领后羿乘机起兵，夺取了夏的都城安邑。太康带着猎物兴高采烈地回来，在走到洛水岸边时，见对岸有重兵把守，便慌忙派人过河探问，这才知道是后羿不让他回都，各部落首领都不满意太康的荒唐，又惧怕后羿的实力，谁也不来帮助。太康后悔不及，只好在阳夏筑了一座土城居住下来。史称“太康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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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是我最敬佩的女英雄之一。她勇敢的与敌人作斗争，她为了祖国，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她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敬佩赵一曼有两点。其一是：她被捕后，应对敌人的审问，她斩钉截铁的回答，面无惧色。当敌人残酷地拷打她，使她遍体鳞伤，可她始终没有吐露一点抗日联军的情景。联想到我自我，平时胆子那么小，将来怎样能干大事?比起女英雄赵一曼的勇敢、坚强我真是羞死了。

我敬佩女英雄赵一曼的另一点是：他自我身在环境恶劣的的监狱里还不忘记宣传革命道理。她把监狱里的护士、看守都作为自我宣传教育的对象，向她们讲抗日爱国的道理。在他的言行感染下，深深地感动了护士和看守，居然把她们也争取过来站在赵一曼一边，并帮她做事。

女英雄赵一曼，是我最感动的人，因为她勇敢无畏，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更更有一颗火热的爱国心!赵一曼虽然早已牺牲了，可是她那关辉的形象和英勇的事迹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激励我们少年儿童要继承革命传统，要热爱祖国，热爱党。

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我们永远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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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爸爸买了一本名叫《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书，它是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写的。不过，我并没有对这本书产生多大兴趣，因为一听名字，就会给人一种很枯燥的感觉，所以，我一直没动这本书。后来，爸爸无意中翻开了它，一口气就看完了，并对我说:“别被书名骗了，一点也不枯燥，很好看!”虽然爸爸这样说，但我还是等到半年后才翻开它。

一开始看，就觉得爸爸的话果然没错，我也一口气看完了。总的来说，这本书很长知识，推翻了我之前很多错误认识。

一开始，钱穆先生就讨论了汉代皇室和政府的问题，原来，古代的皇帝一般也不是为所欲为，亦有政府及其领袖--宰相与之抗衡。可是为什么先讲汉代呢?因为钱穆先生认为，在秦汉之前，都是封建统一，秦汉以后，才有更像样的政府，而秦代是汉代的开始，汉代时秦代的延续，所以先讲汉代。

之后钱穆先生又先后讲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及其考试、经济、兵役、赋税等制度。

唐、宋、元、明、清，是众所周知的，然而钱穆先生却没有讲元代，这是因为元代制度的野蛮，且只知道底层的一些片面。元代没有史官，汉人也无法当大官，所以元代的制度我们不得而知，《元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带着怨恨的明代人编写的。

平时，经常可以看到:某时期某家族很有权势，有时就会误以为官位也是可以世袭的，不然，古代只有一个职位可以世袭，就是皇帝。至于那些有权势的家族，不过是某人当官，家里有很多书，于是子孙有文化，也能当官。

这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了，在古代，有文化就能当官，要想有文化，就得读书。可在印刷术、造纸术发明之前，读书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一根竹简只能写二十几个字，丝帛又太贵，而且它们俩都得用手抄。虽然官位不能世袭，但书可以世袭，书世袭了，知识也就世袭了，知识世袭了，官位也就“世袭”了。

离我们最近的朝代--清代，钱穆先生认为，它的制度没有几个可以称赞的地方，而且到后期极其腐败。清代，是一个专制王朝，不过它并不是皇帝专制，而是部族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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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认为(包括当时很多人)，明清时期所有东北人都是满洲人，其实满洲只是东北的一个小村庄而已。搞笑的是，后来末代皇帝溥仪连自己家族的历史都没搞清楚，和日本人自称东北为“满洲国”。

看完这本书，在结合书中讲的汉、唐、宋、明、清五代的制度，我发现一个制度不可能永远都是好的，当一个朝代被推翻时，下一个朝代的制度都会有所变化，所以，一个制度无论刚开始再好，终究都是要变“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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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军事战略的读后感，来自京东商城的网友：在五千多年的沧桑中，中国经历了无数的治乱相因，战和更替。据称从原始社会到辛亥革命之间，所爆发的战争与武力冲突达3000多次。长期的战争实践，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军事文化遗产。军事战略是指导和筹划战争全局的方略。在中国古代史上，军事战略与国家战略、治国方略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战争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中国古代战略家们从一开始就是从大战略的高度来筹划战争全局的。随着战争与社会的发展，战略也在经历着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表现出与时推移的特性。中国历代军事战略既包含了成功的经验，也包含了失败的教训，更包含了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线索与智慧。这是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战略家与军事家的摇篮，是先人所留下来的永不枯竭的智慧灵泉，也是中国现代军事战略的“根”。通古才能知今，才能察来。要想了解现代军事战略，没有古代战略的底子是不行的。对中国古代军事战略遗产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详释，对于促进当代战略理论的发展，以及更好地为我们的现实斗争提供借鉴与思路，都是极有意义的。由于本书不是探讨战争发展的历史，而是研究历代战争战略问题，所以没有过多地照顾历史的连贯性。对在战略上无重大研究价值的战争战役没有涉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经济实力的角逐，是不同素质人们的较量。为了从战略高度来探讨战争的前因后果及胜败原因，对与战略有密切联系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等情况，作了必要的叙述。为了使读者更便于理解古代战争，书中使用了一些现代军事术语，如战略方针，战役布局，内线外线作战，等等。至于各种战争战役的相关示意图、军政形势图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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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拜读完钱穆大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掩卷沉思，写一些自己的感想。

书更正了我的历史观，我原以为民国以前的朝代都是封建社会，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秦汉以前夏商周战国春秋时代的才是真正的封建社会，包括秦汉以来的完成统一的历朝历代都是中央集权政权。

以前我以为中央集权就是皇帝说了算，属于专制独裁，其实这观点也是错误的。钱穆大师分析了秦汉宋明清五代，我个人认为是相权和皇权相互博弈制衡，共同组成中央集权政治，天下不是只有皇帝一个在管理。历史上，往往是皇权去侵害相权，造成相权和皇权失衡，给未来留下了隐患。

学到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辩证看待。教育我看待历史某个事件或人事，不能只以时代意见去评价思考，要考虑历史意见，应该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历史的局限性”。

历朝历代每一项制度的制订，制订人的出发点是好的，没有恶意，但随着时间流逝，人事就会慢慢把一个原本好制度，变成一个坏制度。所以政策制订要随时代发展，不断修正发展，如果死守老制度，早晚老制度会阻碍社会发展，最终不可收拾，造成难以挽回的结局，只好推倒重来，好像掉进了循环，怎么都挣脱不了。

国家的财富，一定要藏富于民，或者说藏富与地方政府。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都集中在中央政府的话，那地方政府就会慢慢失去发展繁荣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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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郭宋立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开篇第一句话是：“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在我看来，此“知”不只是“知史实”，更是“知如何判史实”，即如先生所说的“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我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便是从矫正自己的二“知”开始。

以前若要我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传统政治，我很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蹦出“封建**”来，并且略带鄙夷。至于为什么“封建”、为什么“**”，除了“皇帝”、“家天下”这些宽泛的概念以外就无言以对，更不论“封建**”呈现怎样的形态、对于传统中国的意义了。

就拿“**”来说，今人多以为在中国古代，“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只要皇帝足够强大，就能随时收回臣子的生命和权力。这里就混淆了“皇帝”与“**”的概念。皇帝是这个国家唯一的领袖，而真正的政权不在皇室，而在代表首相的**。

皇帝是国家元首，象征着国家的统一；总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肩负着一切实际的政治责任。至少在宰相还存在的明朝之前是如此。

其实本国制度自有其合理性。西方政治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土地狭小，人口稀少，城市居民更容易参与政治决议；同时，海洋国家也受到环境的限制。一旦发展，它将征服并形成一个帝国。中国则是地大、人口多、以农业立国，发展模式从来都是向心凝结，因此不适宜推行近代西方的民选制度。

所以，“我们若非专凭自己时代判断，来吞灭历史判断，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是中国已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因此，一个国家的制度必须有其根源，每个新制度的应用度必须符合其自己的传统。

此外，以理性务实的态度了解我国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困惑。譬如说如今我们在**系统里办一件很简单的事，常常要经过市县乡镇等好几关的重重审批，行政效率很低。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的变迁中找到。

以官级为例，汉代“郡太守-三公-九卿”之间升级转换灵活，故各级安于本位，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高；及至唐代，因州县多分级，朝廷为奖励地方官而升调快速，但上下级难以流通，官品中渐分清浊，行政效率开始降低；此后，元明清时期在地方政治中延续了这一传统。所以，如今的行政效率低还是表象，官场清浊明显则是问题核心。几百年的清浊孕育了中国式的“关系”，若不是出身名门，或者和名门联姻，一个县长想要做到省长真的是难上加难，更不要说由“吏”变“官”了。

了解我国的历史，也可以为社会改革提供参考。以唐代两税制为例，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以一代三直接收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等于是农民没有户籍限制且各种义务劳役都取消了。不料手续虽简单，但到**要用钱用劳役时还是要增加新项目，等于是加倍增收税目，化繁为简终更繁。

对照今日呼声甚高的“取消高考户籍制度”，若是没有周密的配套制度，想要一劳永逸地以学籍为终极认证，那么很容易造成各地有条件者涌向北京、上海、海南等高考录取率高的省市。这样一来，本地、非本地考生的高考“税目”都会增加，竞争程度还可能追平原本的高考大省，化繁为简终更繁。因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没有一个制度创新者想滥用他人，却往往导致社会秩序的恶化。

不改不行，但要改还是得严谨再严谨。

虽然两税制带来这么多的弊端，但因历史“种种条件在引诱，在逼迫”，使它在稍加修改之后能一直运用下去。这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根基问题。钱穆先生写道：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农村，并不安放在都市……一辈士大夫知识分子，还可退到农村做一小地主，而农村文化，也因此小数量的经济集中而获得营养。若使中唐以后的社会，果仍厉行按丁授田的制度，那将逼使知识分子不得不游离农村，则此下的中国文化也会急遽变形。”得益于乡绅之治，农村政治也会比较稳定。

反观当今，文化主流归于都市这点且不谈，由于几十年的改革，中国的农村走到今天，经济的确是比以往好了，但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乡绅之治破坏殆尽，拿出去给人看的“文化”不过是“农家乐”、“红腰鼓”、“花剪纸”等生活技艺，而没有更深的理念上的总结和传承。乡绅之治不再，镇**、村委会等机构沿袭“革命”思路，管理方式粗放甚至粗暴，强拆殴打、争抢选票……这里虽有基层政治还未成熟之因，却也不得不承认农村文化在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失”带来了莫大影响。过去之失无法弥补，然而今日中国的发展既然强调“文化”，那就应当意识到我们没有站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制高点上，万万不可忘记了“农村文化”这蕴藏了千年的“软实力”。

历史总是有太多相似，到底是“得”是“失”，就取决于国人有没有这份“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因为“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 中国历代领人思想总结

风掀起历史的帷幕，我看见祖国的过往。下面是写中国历史的作文，欢迎参考！

中国历史作文（一）

中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度，从秦时的统一到汉时的昌盛，从四大发明到祖冲之的圆周率，国家xx无能，人民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列强趁机侵入我国。国家，眼看就要被瓜分，民族，眼看就要被灭亡。危难之中，由谁来拯救中华民族？又由谁来驱逐侵略者？是共产党她率领着我们的祖辈，与敌人浴血奋战，赶跑了侵略者和国民x，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共产党又带领着我们的父辈，艰苦奋斗，建立了小康社会，使原本贫穷落后的中国变成了现在这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新面貌。

现在，建设中国这历史的重任即将落在我们——新世纪的主人手中。在建设新中国，创建美好未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点什么呢？不是那种崇洋媚外，不思进取的腐旧思想，而是那种勤奋学习，勇于创新的优秀品质。因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过去，只有知识才能使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美好。

想想我们的邻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之后，负债累累，一片残破的景象。可日本人并未因此而丧气，大力发展教育，提倡创新精神。结果在战后短短的几十年里，日本发展成了一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其变化的速度确实令人惊叹不已。

小小的'一个日本国尚且如此，有着茫茫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又会能落后呢？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唯一缺少的，便是知识和首创精神。殊不知，这两样东西，就是富民强国最好的武器呀！只有掌握了它们，才能继承我们先辈的传统，只有掌握了它们，才能推动祖国的大车向前奔驰。

新世纪的主人将是我们，新中国的未来将有我们来建设，我们将用知识和创新，驾驭着祖国大车朝着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而前进，我们将向世界宣称：“中国的大车，将有我们来拉！”